陈景润，这位堪称数学界的异类，其个性与社会常规格格不入，与那个异常动荡的时代更是显得格格不入。
01
毛主席画圈
那年的春天似乎迟疑不前，直至二月尾声，水面依旧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层。
陈景润身着厚重的棉大衣前往医院就诊，途中偶遇了数学所前业务处处长罗声雄。罗声雄在195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，毕业后便携带行囊直接踏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。他素以仗义执言著称，因而屡次与人结怨，亦多次遭受打击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被下派至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。
或许因忧虑命不久长，陈景润将他的秘密悄然告知了罗声雄：“我已破解了‘1+2’，本欲公之于众，却又担忧遭受批判。”
罗声雄坚定地表示：“只要你的论证无误，便无需畏惧。”
然而，陈景润却始终不敢将他的论文公之于众。多年来，他屡遭打击、濒临楼顶边缘，乃至遭受极权主义的压迫，这一切皆因他对业务研究的执着投入。他心中不免仍存有恐惧。
不久之后，中国科学院派来了一位军代表莅临数学研究所检查工作。这位军代表姓王，曾身经百战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。罗声雄便向他提及了陈景润，提及他如何将“哥德巴赫猜想这一著名命题”推进至“1+2”的境界。
将军未曾听闻哥德巴赫其人，亦不知晓他的那项猜想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及其重要性。
罗声雄向他介绍，哥德巴赫乃德国著名数学家，于1742年提出了“任何大于2的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”的猜想。若此猜想得以证实，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数论领域的进展。自那时起，历经200余年，无数数学家梦寐以求证明这一猜想，它亦被列为20世纪最重大的数学难题之一。陈景润将其推进至“1+2”的境界，实乃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若此成果得以公之于众，必将在国际数学界掀起轩然大波。
将领听闻此事后，情绪激昂地追问：“他的论文已经完成，为何不提交发表？”
罗声雄道：“他不敢露，怕被批。”
“他居于何地？能否引我前往一观？”将军一边说，一边迅速走出房门。
罗声雄引领将军至88号楼前，轻敲小屋之门，良久后，从屋内传来陈景润微弱的询问：“何人来访？”
“是我，罗声雄。”
门“吱呀”声中缓缓开启，罗声雄身后紧随一位军装在身的士兵，陈景润瞪大了双眼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将军爽朗地大笑，伸手轻拍了拍陈景润的肩头，鼓励道：“年轻人，我听闻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，无需胆怯，勇敢地将你的成果呈现出来。”
陈景润连声致谢，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感激：“谢谢，谢谢……”
将军离去后，他关紧了门，陷入沉思。尽管这位资深军代表曾力挺他发表学术论文，但若军代表离任后，有人追究责任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想到此处，他不禁感到一阵寒意。陈景润仍旧不敢将论文公之于众。
数日后，负责中科院党组事务的武衡莅临数学所，面带严肃之色，对党委书记赵蔚山表示：“听闻贵所一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，却因故未敢公开发表论文，此情状实属严重。请问为何不公之于众？如此关键的研究成果，理应直接上报给周恩来总理。”
事实上，军代表返程后，便将陈景润的详细情况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。
不久后，中国科学院举行了全院党员干部的集会，旨在传达并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“强化理论研究”的重要指示。在会上，武衡同志发表讲话：“数学所中有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，使得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……”
尽管在会上武衡未曾直接点明姓名，然而不久之后，科学院内自上至下均已明了，武衡所提及的那位取得显著科研成果的年轻研究员正是陈景润。
“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如果我们像他那样不专注于政治，我们同样也能取得成就。”
“陈景润的论文绝不应公开发表，这关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道路、树立何种旗帜的根本性问题。”
有人勇敢发声：“哥德巴赫猜想乃全球难题，陈景润的发现价值非凡，论文理应立即公之于众。”他们愤慨地指责：“既然天天高呼解放全人类，却连陈景润的研究都不敢支持，那还能解放谁呢？”
1973年4月，在重重压力之下，中国科学院主办之《中国科学》杂志毅然决然地公开发表了陈景润先生的论文——《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》。
继而，《科学工作简报》中国科学院第七期推出了题为《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突破》的文章，对陈景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阐述。该简报引起了中央一位领导的关注，他指示中国科学院对陈景润的论文进行详细的摘要编写。4月20日，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“1+2”论文放大至八开纸，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呈送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。
陈景润成功证明“1+2”的消息，犹如一声惊雷，震撼了整个中国乃至国际数学界。在此之前，数论领域内的专家们普遍认为，沿用传统方法，包括筛法在内，证明“1+2”实属徒劳。然而，陈景润却独具匠心，对筛法进行了深入挖掘与革新，发明了加权筛法，从而将筛法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有外籍数学家致信于他，赞誉道：“你已移山填海！”
有数论学者不禁赞叹：“陈氏定理堪称筛法领域的璀璨明珠！”
“本章旨在证明陈景润所提出的令人惊叹的定理，而这一发现是在前十章内容付印之际方才得知的；从筛法的任何一个角度审视，这无疑是其光辉的巅峰。”
科学院举办了一次党员干部大会，恰逢新华社的女记者顾迈南亦在列。在会上，她聆听了武衡的发言，提及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了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研成果，这让她心中一动。数日后，顾迈南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同前往中科院，旨在对陈景润进行采访。
传闻此次采访的对象是陈景润，有人戏称：“他堪称异类，除却研究数学，对其他事物皆无所知，亦无所关心。他被誉为‘白专’的典型。尽管他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，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至‘1+2’的境界，但在政治立场方面，他却备受争议。即便如此，武主任在报告中也仅是含蓄地提及了他。”
“作为‘白专典型’，陈景润是否有过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？”顾迈南询问道。
“我国与美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，毛主席甚至亲自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。”陈景润如遭电击，愣在原地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竟有此事……”
顾迈南与钟巨治再次踏入数学所。他们拜访了业务处处长罗声雄。罗声雄对他们详尽阐述了“1+2”成果的深远影响，并证实了陈景润对政治不感兴趣，未曾参与任何活动，且并无反动言论。随后，他又向两位记者透露了陈景润的健康状况，表示其病情严重，并提及中关村医院的医生曾多次向数学所预警，切勿让陈景润孤身一人在屋内不幸离世。
在采访结束后，两位记者便围绕陈景润是否属于“白专”分子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他们认为，陈景润无疑是“专”的典范，这一点毫无争议，他的一系列科研成果便是最好的证明。然而，他是否堪称“白”的典型，却有待商榷。毕竟，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。最终，他们决定将所了解的情况整理成内参，如实向党和国家进行汇报。
“×××表示，对待像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对待这类理论工作，恳请中央给出明确指示。”
这两篇内部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。毛泽东主席审阅完毕后，特意画圈并作出指示：“务必抢救。”特此委托文元同志负责办理。
凌晨二时，数辆小型轿车悄无声息地停靠在中科院88号楼前。车门迅速开启，一行人急促地步出，其中，走在最前方的是武衡，紧随其后的是数学所的负责人赵蔚山。他们毫不犹豫地直奔三楼，并敲响了那间小屋的门。
陈景润依旧沉浸在书桌前的灯光下勤奋工作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他心头一紧。自从论文问世以来，他的心中便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。他迅速将手中的数学书籍和稿纸藏好，这才缓缓开门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群人站在门口，陈景润紧张地连声解释：“我……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妥，只是恰好正在收听英语广播，关注新闻罢了……”
武衡缓步上前，面带微笑地开口：“请不必担心，我们此行是为了带您进行身体检查。”
陈景润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要带我去体检吗？”他心中疑窦丛生，怀疑自己听错了话。多年来，他饱受排挤和打击，鲜有人真正对他关心。此刻，面对这些深夜到访者，他心中充满了警惕和疑惑。
众人簇拥着陈景润登上了轿车。小车穿梭于空旷寂静的街道，片刻后便驶入了清华大学的校园。
陈景润被引领至一间灯火辉煌的房间。室内，几位陌生的面孔映入眼帘，陈景润显得有些茫然失措。随即，有人向坐在沙发上的男子汇报：“迟群主任，陈景润同志已抵达。”
沙发上那位男士起身，紧握着陈景润的手，同时从头到脚仔细审视着他：“陈景润同志，受毛主席之托，我们特地来探望您。听闻您身体不适，病情颇为严重？”
“多谢，多谢，我尚安好，安好……”陈景润虽不常涉足政治领域，然而每晚聆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，使他对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颇具影响力的迟群有所了解。
迟群神色凝重，向陈景润传达了毛主席及江青的指示。陈景润心头猛然一震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，毛主席竟会如此亲自关注、关心他这个平凡人的健康状况。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他嘴唇颤抖，反复道：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……”
在这晚，迟群紧急召集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对陈景润进行紧急会诊。经过仔细诊断，专家们得出结论，陈景润不幸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及腹膜结核，亟需立即入院接受治疗。
会诊完毕，晨光熹微，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归88号楼。此时，该楼住户间正流传着一条消息：“昨晚，陈景润因偷听敌台而被带走！”
原本，昨夜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于楼前，88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不禁留意。她心想，陈景润那位不幸的家伙半夜时分遭人带走，难道还会迎来什么好事吗？
陈景润乘坐小车归来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其后紧随院中领导。众人窃窃私语，无不目瞪口呆。
陈景润全然不顾旁人的闲言碎语，心头沉甸甸的，那份最初的激动已随时光流逝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忧虑。
他没有返回自己的小屋，而是直接前往了李书记的住处。恰逢李尚杰正准备出门办公，一见陈景润面露忧色地踏入，便急忙询问发生了何事。陈景润将昨晚所遭遇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倾诉给他，接着说道：“他们劝我住院，我却不愿前往，毕竟谁又能料到未来是否还会遭遇这样的风波……”
李尚杰诚恳地劝慰道：“你的病情不容忽视，务必住院治疗。频繁的发烧若不及时处理，长此以往将难以承受。无论如何，健康为重，请先安心疗愈。”
毛主席的教诲在科学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。消息迅速传开，那些长久背负着各种标签的知识分子，心中暗自涌动着激动与喜悦。即便是陈景润这样的“白专典型”也得以解脱，仿佛预示着黎明即将到来。
然而，亦有人极感不快：“陈景润堪称白专的典范，此等人物不宜予以推崇。中央领导提出需对这类白专典型施以治疗，原因在于有人未能向中央如实汇报实情。”他们遂组织了一批党员致信中央，指责那些提出问题者对陈景润进行了粉饰，虚报军情，误导中央与毛主席，声称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。
午后时分，李尚杰接到紧急通知，需即刻陪同陈景润前往309医院住院治疗。他立刻赶至88号楼，催促陈景润迅速整理行囊，告知他晚上六点钟将有专车将他送往医院。
傍晚六时，车辆准时抵达楼下，然而小屋内却未见陈景润的身影。在楼道中搜寻无果，下楼亦不见其踪迹。紧接着，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询问陈景润是否已前往医院，李尚杰顿时焦急万分，随即动员数学所的全体人员外出展开寻找。
街巷之间，陈景润的名字被众人高声呼唤，这是他生平首次，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。
四处搜寻，却未见陈景润的身影。所里的老葛骑着自行车来到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，黄昏时分，只见陈景润身着那件半长不短的褪色蓝棉大衣，头戴一顶棉帽，帽檐低垂，双手揣在大衣口袋中，在桥下来回徘徊。
“小陈，众人都在四处寻找你，你却独自躲在此处？赶紧回去吧。”老葛高声呼喊道。
听闻老葛的呼唤，陈景润立刻转身，朝着与数学所相反的方向疾步而行。老葛见状，心急如焚，急忙骑车追来，最终拉住了他的手臂。
“我不回……”陈景润挣扎。
老葛体魄强健，尽管奋力挣扎，终究未能成功逃脱。他迅速地拨通了所里的公用电话。转过头，他见到陈景润正蹲坐在地上，抽泣不止，泪水满面。
他低声自语：“在63年那段艰难岁月，我把积攒的粮票无私地捐给了大家。然而，在那场运动中，却有人指责我腐蚀、拉拢工人阶级。66年和67年，我既不加入任何一派，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最终还是被关进了专政队。如今住院费用高昂，若再来一场运动，我又将面临何种命运呢？”
老葛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陈景润之所以躲避住院，实则是出于对运动中可能遭受打击的担忧。
公交车缓缓驶来，经过一番耐心劝说，老葛终于成功地将陈景润引导至车中。
夜幕渐渐降临，小车驶离城区，沿着一条浓荫蔽日的公路，朝着黑山扈的解放军309医院驶去。陈景润恐怕做梦都难以预料，几年之后，他的命运将与这家医院中一位女性的命运紧密交织。
【转换失败】：一路上，陈景润蜷缩在棉大衣里哭丧着脸。命运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并没有给他带来激动和喜悦，反而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。他不知道命运这会儿将他推上峰巅，什么时候又会将他抛进谷底。多年来，虽然他极力躲在他的数学世界里，但是他却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每一次潮起潮落，目睹了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命运的大起大落。熊庆来先生当年被称为一代宗师，名噪一时，后来却跳楼惨死；华罗庚先生当年多么春风得意，后来却遭受残酷的迫害。就说他自己吧：60年代初，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，被院里树为“安、钻、迷”典型，谁知道，文化革命中，“安、钻、迷”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。他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里游刃有余，却不能理解这个性格乖戾、常常黑白颠倒的社会。害怕命运的大起大落，他别无所求，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。 【失败原因】：(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，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，感谢您的配合。)
踏入医院，步入病房，陈景润依旧拒绝留宿。他立于病房中央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我不要在此住院，若需住院，我只愿前往中关村医院，绝不留步于此。”
送行者焦急万分，深知住院事宜及所住医院的选择，皆由中央领导层决定，不容随意更改。在他们的苦苦劝说之下，陈景润最终在无奈中应允了入住。
护士递来一套崭新的病号服，示意他更换身上那件陈旧的棉袄，但他紧紧地抱住棉袄，不愿换下：“我就喜欢穿这个，它很合适。”
“这怎么可以呢，您的衣服过于污秽，需要先行脱下。”
陈景润紧裹棉衣，不愿脱下。
经过半年的交往，李尚杰对陈景润逐渐有所了解，于是他好奇地询问：“大衣里藏着什么秘密吗？”陈景润抬起头瞥了他一眼，沉默了许久后，才吞吞吐吐地回应：“没有，只是里面有少许钱财。”
持续的政潮令陈景润始终处于不安之中，他时刻准备着迎接可能的驱逐。因此，尽管他每月的薪水不过区区五十余元，他仍将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翌日，李尚杰亲自送来了一款保险柜。他将层层报纸裹挟的积蓄小心翼翼地存入其中，方才感到一丝安心。他暗自思忖，若是日后不幸失去公职，凭借这些存款，我仍有能力继续我的研究之路。
“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，我不需要特护。否则，将来在遭受批斗时，所有的罪名都会被归咎于我。”
陈景润入住医院未满数日，便迫切要求出院。一方面，医院中虽有医护人员照看，却禁止他阅读书籍，他深感难以忍受；另一方面，身处病榻之上，他总是心神不宁。他向前来探望的李尚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：“我实在无法再继续留院，否则便会陷入‘小病大养’的修正主义泥沼，一旦运动兴起，我又将遭受批斗之苦。”
居住数月之后，病情渐趋稳定，陈景润再次提出出院的请求。他向医护人员表示：“若你们再不批准我出院，我便会自行离开医院。雷锋同志不也是自行离开医院了吗？我愿向他学习。”
陈景润重归那方仅6平方米的居所，再次投身于“1+1”理论的探究之中。
02
华国锋怒了。
一画圈，毛主席便将陈景润的名字推向了科学院的焦点位置。
然而，陈景润在承受着种种异样目光的压迫下，几乎带着一份胆怯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切。自医院归来，他鲜少踏出那间缺乏阳光的小室，依旧深陷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艰辛探寻之中。
此刻，屋外狂风卷起乌云翻滚。历经八载的文化大革命，不仅涤荡了“走资派”与“牛鬼蛇神”，亦摧毁了文化根基、科学殿堂，以及经济命脉。文化领域荒芜一片，科学领域残垣断壁，经济领域奄奄一息。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？这是亿万人民心中沉甸甸的疑问与呐喊。
1974年岁末，中共中央作出决策，定于次年一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陈景润——这位长期背负“白专”标签的科技专家，竟然也被纳入了人大代表候选人之列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提议提名陈景润为全国人大代表的，竟然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本人。
在酝酿代表名单之际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正位于南方的广州。他特地拨通了相关部门的电话，建议将陈景润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周恩来先生目光远大，洞察秋毫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潮肆虐已逾八年，科技领域几乎陷入瘫痪。他高度赞扬陈景润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，就如同在严寒的冬日中呼唤万物复苏的春天，树立陈景润就是树立了一面璀璨的旗帜：科学相对落后的我国，亟需千千万万个陈景润式的科研者。
周恩来未曾料想，他的建议竟遭遇了强烈的反对。
相关部门已通知科学院，务必及时完成并提交陈景润同志参评全国人大代表的推荐材料。
“即便面临生死威胁，我也绝不认同陈景润是红与专兼备之人。”
最终，在数学所党委会的讨论中，与会成员普遍表示不赞同陈景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。
会议结束后，他们草拟了一份专项报告，真实地呈现了党委的“统一观点”，指出陈景润不宜担任全国人大代表。
陈景润对此一无所知。他依旧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。尽管距离“1+1”的突破似乎只差咫尺，然而这最后一跃，却仿佛横亘着千山万水。要实现这一跨越，他不仅需竭尽心智，或许还需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在屋外，关于陈景润是否能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争议，依旧未能平息。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这通电话来自中南海，紧急通知学院党委书记与数学所党委书记即刻前往中南海，面见华国锋同志。
到了中南海，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。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见他们进来，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：“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，你们还听谁的？……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，你们同意得办，不同意也得办。”
恰在此时，陈景润的病情再度恶化，不得不再次被送往309医院接受治疗。
一日，陈景润正卧病于床，接受着输液治疗。忽有来人告知，他已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此番殊荣更是由周总理亲自提出。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令陈景润深感震惊与惊喜。多年来，他除参与“批判会”、“斗争会”之外，鲜少涉足其他会议，而成为人民代表，与中央领导人共同商议国家大事，竟是他从未敢想象的殊荣。
大病初愈的陈景润即将踏上征程，参加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。清晨，他便开始悉心准备所需物品。他从柜中取出一个略显陈旧的提包，将数学书籍置于底部，随后铺上换洗衣物。接着，他将病房内的报纸整齐地叠放，一并放入脸盆中，并在报纸上方放置了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就这样，他安静地坐在床边，等待着研究所派来的车辆将他送往前门饭店参加大会。
李尚杰陪同陈景润前往会议，见陈景润将那破旧的提包塞得满满当当，不禁轻笑出声，调侃道：“到了那里开会，自然无需携带脸盆。”
“必须的，必须的。”陈景润执意要将那个摆放着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脸盆一同携带。
陈景润对“白专典型”的恐惧日渐深重，于是，在参加开会时，他多了一份谨慎。他将数学书籍巧妙地隐藏于身下，而将报纸与《毛泽东选集》置于显眼之处，以此塑造出一位热衷政治的形象。
抵达前门饭店时，负责接待大会的员工见到他双手捧着脸盆，不禁微笑着说道：“我们饭店配备了完善的洗浴设施，您无需再使用脸盆。”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他仍旧执拗地双手捧着脸盆步入了房间。
事实上，陈景润所求不过是脸盆旁的报纸与《毛泽东选集》，追求着他人眼中的“政治突出”，然而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，却是藏于大提包最底层的那叠数学著作。
陈景润并未被分配至中科院所属的中直机关代表团，亦非其故乡福建代表团之列，反而被分配到了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天津代表团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他竟然意外地发现，周总理同样置身于这个代表团，而且他们还分在了同一个小组。
事实上，这一切均为周总理亲自操持。陈景润被提议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却遭遇抵制，这让周恩来总理对陈景润的困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同时也洞悉了与陈景润命运相似的众多知识分子的处境。于是，他下令将陈景润纳入天津代表团的名单，与他并肩同行，此举无疑是对陈景润最有力的庇护。
此次盛会，无疑是一场令人心潮澎湃、鼓舞人心的聚会。周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宏伟工作报告；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淡出视野的邓小平，再度归来，荣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；“科学研究”、“技术发展”等久违的词汇，也再次出现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之中。
这一切，宛如春风拂面，带来了勃勃生机。众人心中不禁暗想，或许这漫长的革命风暴即将迎来终结。
每晚的会议几乎都伴随各类活动，不是观赏电影便是欣赏革命样板戏。然而，陈景润却从未参与其中，待众人散去，他便从提包底部取出一本书，沉浸在阅读与演算的世界。每当室外汽车声响起，他便会迅速将书本藏匿。夜深人静，待同屋的代表沉入梦乡，他便会轻手轻脚地起身，悄无声息地进入卫生间，将门反锁，将盖着的马桶当作临时的办公桌。他几乎每晚都如此，直至凌晨时分方才离开。
午后时分，代表团进入了分组讨论环节。众人落座不久，陈景润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缓缓抬起眼镜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周总理！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步履轻盈，面带笑容地走到众人中间。总理与大家亲切交谈，他的幽默谈吐和爽朗笑声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陈景润心中涌动着诸多话语，却不敢贸然上前打扰，他只能坐在一旁，幸福地观望着、聆听着、微笑着。
骤然间，陈景润目睹总理起身，面带微笑向他款步走来。热血顿时冲上脑门，他一时间慌乱无措，勉强起身站立。
总理温文尔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温和如一位宽厚的兄长：“陈景润同志，你务必继续深造外文，毕竟将来我们国家必然与世界各国，尤其是英、美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，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。”
陈景润不住地点头，内心激动得难以言表。在那个崇尚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周总理的这一番深情叮嘱，无疑是对他最坚实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鼓励。
周总理的话语如同春雨滋润了陈景润那颗久旱的心田。自人大会归来，他每每与人提及，总是感慨万分：“总理的教诲让我潜心学习外语，党的召唤使我投身科研事业。”言辞间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陈景润未曾料及，这位始终沉醉于数学殿堂的学者，竟意外地被卷入了政治的风波，成了某些人利用的政治棋子。
一日，迟群不期而至，造访陈景润的居所。一番看似“亲切”的慰问之后，竟要求陈景润站出来揭露华罗庚窃取了他的研究成果。事实是，华罗庚在中文修订版的《堆垒素数论》中采纳了陈景润对“他利问题”的研究成果，并在该书的“前言”中明确指出，并对陈景润及其他相关研究人员表示了感谢。此事本应是透明且众人皆知的，然而，心怀叵测之人却企图利用这一点，将之作为攻击他们眼中钉华罗庚的弹药。
陈景润并未陷入骗局，他以巧妙回避之策婉言谢绝。
江青的批示险恶地将陈景润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其言辞尖锐至极：“凡是有谁敢于反对陈景润，便被视为汉奸”。
陈景润处境微妙。
陈景润所居的88号楼为一座五层高的筒子楼，楼内既有单身汉，亦不乏育有子女的家庭。每一层的楼道内，蜂窝煤炉与锅碗瓢盆充斥其间，既显得拥挤不堪，又弥漫着嘈杂之声，空气亦因之变得污浊。一位中央领导曾作出指示，要求中国科学院为陈景润安排一处住所，以使他能够搬离那仅有6平方米的锅炉房。
数学研究所分配了一间面积达16平方米的居所，却规定需按照容纳4个床位的标准收取租金，每个床位租金为8角，累计下来，每月需支付3.2元。
陈景润没有搬。
一年又过去了，郁闷且无助。
1975年春，肩负国务院日常事务的邓小平，提出了“安定团结”与“整顿工作”两项治国纲领。同年7月初，胡耀邦奉命前往中科院，着手整顿工作，为这个被誉为“重灾区”的科研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午后时分，胡耀邦步入88号楼。他穿梭于布满杂物的昏暗走廊，最终踏入陈景润简陋的居所。屋内空间狭小，闷热难耐，一股混合着油烟与尿骚的刺鼻气味从敞开的门扉中涌入，伴随着孩子们的啼哭声、大人们的责骂声，以及锅碗瓢盆的撞击声，一同涌入耳畔。屋内充斥着各种噪音，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无法呼吸。
胡耀邦紧锁双眉。返至院办公楼，他质询有关领导，为何仍旧让陈景润居于如此简陋的环境中，为何不为他换得一处舒适的住所。
对方言语含糊其辞地表示：“原本已为他更换至一间16平方米的住所，但他却不愿搬迁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胡耀邦问。
“他不愿多交房租。”
“要交多少？”
“4床收3.2元每月。”
胡耀邦听后，愤然回应：“为何如此锱铢必较，如此吝啬？拒绝接受他的财物不就足够了吗？”
他兴奋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，言辞间透露出深深的感慨：“我们必须公正对待知识分子，他们堪称国家宝贵的财富。”
历经近十年的WG风波，中科院依然沉浸在左倾思想的阴影之下。这里既有煽风点火之人，也有心怀叵测之徒，更有不学无术却热衷于喧嚣之人，甚至还有那些真心实意却误入歧途的实干者。胡耀邦曾在科学院讲述一则寓意深远的故事：古巴比伦人曾企图探寻天际的秘密，他们立志建造一座直通天际的通天塔。然而，此事被上帝得知后，他勃然大怒，随即挑起种种纷争，使得这些梦想飞翔的人陷入内斗，对如何建造通天塔争论不休，最终，通天塔的梦想化为泡影。胡耀邦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不言自明——那个愚弄古巴比伦人的上帝依旧存在。
“哪有什么白专典型，那总比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来得强。”他感慨万分：“若我国能涌现出一千个陈景润，那将是无上的荣光。我们应当对他予以爱护与赞扬。”
自胡耀邦莅临陈景润的小屋之后，研究所随即筹备安排，意图为陈景润搬迁住所。
一日，随着秋风扫落枯黄落叶，李尚杰带领数人前来协助陈景润搬家。事先得知消息的陈景润面露忧色，坐在床榻之上。待李尚杰一行人抵达，他直言不讳：“我绝不搬迁，宁愿留在此处；若必搬迁，我唯有选择逃离！”
李尚杰如此劝慰他：“领导安排你搬家，实则是对你的深切关怀，旨在优化你的办公与居住条件。你先行搬往新居，遇到不适应之处，日后可慢慢调整。”
陈景润不愿搬迁。
李尚杰察觉到劝说的努力徒劳无功，遂决定返回单位向领导汇报情况。在离开之际，他叮嘱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绝不能擅自离去，否则成何体统。”
李尚杰返抵所中，向领导请示，领导坚决的意见必须得到执行。
李尚杰郑重地提醒即将搬家的工人：“在搬运过程中务必谨慎，务必确保他的文稿与书籍井然有序，切勿有任何纸张遗失。”
踏入小屋的他们，动作迅捷，尚未等陈景润回过神来，便齐心协力地将床铺抬将出来。陈景润追至门外，带着哭腔高声呼喊：“我不愿搬……”
他们正试图抬起床榻准备离去，他猛地冲上前去，双臂紧勒住床头，声嘶力竭地哭喊：“我不搬走，我不搬走……。”泪水沿着他瘦削而苍白的脸颊滑落。
李尚杰目睹陈景润紧握床头，执意不肯放手，深知搬家之举今日已无法成行，不禁长叹一声，对众人言道：“罢了，今日便不再搬了。”
人群中有人直指陈景润的鼻尖，讥讽道：“领导如此厚爱，赐予你宽敞的居所，你却不愿入住，岂不是狗儿乘轿，不知感恩？”
无论劝导还是责备，陈景润总是紧紧抱住床头，坚决不放手。即便是李尚杰，也难以理解他为何如此固执。
夜幕降临，陈景润拜访了李尚杰。还未等他有所言说，李尚杰便不满地发问：“既已告知你搬离，你为何仍旧未行动？如此行为，岂不是给大家添了麻烦？”
陈景润脸上满是忧虑，感慨道：“李书记，多谢您的关心。我并非对胡耀邦同志有所怀疑，然而，站在台上时，谁又能预知未来的变幻莫测呢？今日虽得分配宽敞的住所，但谁又能保证明日不会被收回？不说我，就连老专家吴文俊、熊庆来、张宗燧，他们不也都曾被逐出宽敞的居所吗？纵使他们被逐出，尚有狭小的居所可以栖身。可如今，我搬进了宽敞的房间，若明日再次被驱逐，恐怕连那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也将失去。如此一来，我该如何开展工作呢？……李书记，能否请您代为向领导传达我的请求，请他们告知，我陈景润愿意在大家住房条件都得到改善之后再行搬进新居。”
“待得众人的居住条件均得到改善，我方才考虑搬入。”
这个夜晚，陈景润与李尚杰坦诚相对，倾诉了心中的衷曲。随后，他继续说道：“即便不是上级领导，就连你自己恐怕也难以预料，过些时日，你是否仍将担任五学科的书记之职。”
陈景润不幸言中。
在76年新年的曙光初现之际，陈景润如往常一样，在凌晨时分准时开启了收音机，收听外语广播。此时，一个低沉而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报《人民日报》的元旦社论。随着内容的深入，陈景润不禁惊愕地瞪大了双眼。社论中明确指出：“……近期，教育领域内出现的那些鼓吹右倾翻案风的声音，实乃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鲜明体现。这无疑再次证明了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阶级斗争是长期、复杂且有时极为激烈的……”
“四人帮”发动了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邓小平又一次被革职下台，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。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，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。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。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，如果当初搬了家，没准儿这次会被扫地出门。
陈景润对于所谓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一无所知，亦无探求其意的兴趣。然而，他秉持着一条坚定原则：对于未见之事，绝不轻率发言；对于无据之论，绝不随意猜测。在任何场合，他总是力求言辞谨慎，除非实在有必要，才会言简意赅，陈述事实。
历经多年政治动荡，他变得异常谨慎且极其敏感。当日，大姐瑞珍携儿子前来探望，姐弟二人生离多年，陈景润欣喜不已，遂邀请他们在小饭馆共进了一餐。目送他们离去后，陈景润随即主动前往支部书记李尚杰家中，向他详细汇报道：“今日，我大姐及外甥前来探望，外甥正于北京求学，此次拜访恰逢其顺路，我特设宴款待了他们。”
尽管陈景润对政治不甚关心，甚至有意避开政治纷争，然而在他内心深处，却始终悬挂着一杆公正的秤砣。某日，一位访客造访陈景润：“科学院即将召开一场大会，旨在揭露和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之风。在会上，特别安排了你发表意见。”
陈景润惊讶地问：“我？”
来人微微颔首，道：“你需结合个人实际情况进行阐述，具体说明你是如何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影响，从而逐步走上了白专化的道路。”
陈景润心中不禁苦笑，若说钻研业务是所谓的“白专道路”，那便是我自愿的选择，与党内那些走资派有何干系，怎能将责任归咎于他们？再者，对于未曾目睹、未曾听闻之事，我又怎能妄加评论呢？
中国科学院于召开批判邓小平同志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之际，陈景润先生并未出席。
他一度竭力躲避政治的纷扰，立志成为一名纯粹的数学研究者；他坚韧不拔地守护着内心的净土，不愿让它受到世俗风气的侵蚀。然而，终究难以抗拒命运的安排——正直者入政界。
03
徐迟撰写了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拟策划一篇以科学家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有关于哪位人物的传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？据说，在70年代初，一位外国代表团抵达我国进行访问。在访问过程中，代表团成员中有人特地提出希望见到我国杰出的数学家陈景润，并称赞他在解决世界知名数学难题“哥德巴赫猜想”方面取得了“1+2”的重大突破。
接待人员心中窃笑：“这么简单的‘1+2’等于3的问题，竟成了难题？再说，我并未听闻中国有名叫陈景润的数学大师。”
他心中虽怀此念，却因恐遭人笑谈，未敢直言。于是，他辗转联系相关人士，寻求与陈景润的联系。终于，在中科院找到了他。然而，鲜有人知晓陈景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反倒是关于他的一些轶事广为流传。人们说他不谙世事，常常闭门不出，在狭小的屋子里埋头于书籍与演算，日复一日，三餐仅以窝窝头蘸酱油为食。他被视为一个思维异于常人的奇特人物，除了投身研究，对其他一切似乎漠不关心，即便年过四十，依旧孑然一身。
那位曾将哥德巴赫的“1+2”与小学课本上的“1+2”混淆的人，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真正的错误。他这才领悟到，全球数学家们已为这一难题耗费了200余年的心血。陈景润取得的成果，堪称世界数学领域的领先地位。
聆听这则故事，众人心中不禁感慨，尽管陈景润颇具异禀，然而在那个知识愈深愈被视为反动的时代，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科研工作，承受着巨大的风险，埋头苦干，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这样的勇气与毅力，实属难得，应当为他记录下这一传奇。
谁适合执笔描绘他的形象呢？众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徐迟的名字。
徐迟，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早年投身革命，创作了大量充满激情的诗歌。在延安时期，毛主席曾亲笔为他题词“诗言志”。然而，徐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，却是那篇描绘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《祁连山下》。令人巧合的是，这篇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同样是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。徐迟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，其文笔细腻而充满激情。然而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徐迟似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，他的文章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读者面前。
初入11月，时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的周明，特地拨通了长途电话，寻求与武汉的徐迟取得联系。历经重重波折，他终于在电话那头，重逢了那久违而熟悉的声音。
听闻北京之邀，徐迟欣然前往，这位满怀激情的歌者，终于又得以挥毫泼墨，抒写心中所想。然而，当得知是撰写数学泰斗陈景润的传记时，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只淡淡地吐出一句：“试试看”。
数日之后，徐迟满身尘埃地抵达了北京。他首先拜访了几位在科技领域内的老相识。得知他此行的目的在于撰写陈景润的传记，众人出于善意，纷纷劝他另择题目。他们认为陈景润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，一直饱受非议，劝他切勿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
徐迟拜访了姐夫伍修权将军，并向他提及了撰写陈景润生平的构想。伍修权将军表示，他曾阅读过一份关于陈景润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内部报告，他评价道：“‘陈氏定理’实乃非凡，确实值得一书。”
此刻，周明正正就中国科学院的采访安排进行沟通，有人向他反映：“咱们科学院里优秀的、有成就的科学家众多，为何独独选中了陈景润？难道不可以考虑其他人吗？”
周明：“我们想写他。”
周明在遭遇挫折后，果断地联络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，并向其详细汇报了《人民文学》杂志计划对陈景润进行采访的构想。方毅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，他感慨道：“若是能有更多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，那将是我国的幸事。”
徐迟将写陈景润。
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，周明与徐迟一同抵达了北京西郊的中关村，探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。在那里，迎接他们的是该所第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。
李尚杰简略地述说了陈景润的概况后便离开了。不久，他引领一位中年男子步入，此人身材不高，身着一套朴素的蓝布棉衣，头戴一副陈旧的眼镜，近视之态显而易见。他的神态显得心不在焉，恍若隔世，让人不禁觉得他似乎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人群，更像是一个游离于尘世之外的存在。
李尚杰急忙介绍道：“这位便是陈景润，大家都叫他小陈。”
陈景润过来与他们握手。
周明表示：“我们特意邀请徐迟同志来对你如何突破‘哥德巴赫猜想’这一科学难关，以及攀登科学巅峰的感人事迹进行采访，撰写一篇报告文学。”
陈景润回身，再次紧握住徐迟的手，语气诚挚地说：“在中学时代，我曾读过您的诗作，徐老，还请您笔下留情，我自感平凡，并无太多值得书写之处。不如您多关注一下工农兵群体，或是那些为科学事业奉献终生的老一辈科学家吧。”
徐迟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的‘哥德巴赫猜想’研究做得相当出色，理应记录你的名字，你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”
“我并未有所建树，理当如此，确实是如此……”陈景润略显拘谨地表述。
徐迟微笑着对他说：“我此行前来探望，并非为了撰写你的传记，而是为了记录科学界的风采，以及‘四个现代化’的进程。请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”
陈景润闻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爽朗地回应道：“那便如此，我定当竭尽所能为你提供所需资料。”
“攻城不怕坚，攻书莫畏难。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”吟毕，他情绪激昂地表示：“我将继续奋力拼搏，努力攻克难关，攀登科学之巅。”他们聆听他的话语，无不感受到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坚定的信念。
徐迟深情地低声对周明倾诉：“周明，他真是可爱得让人心动。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，因此决定将他的故事记录下来。”
当晚，徐迟入住中关村科学院的招待所，而周明则赶回市区，径直前往东总布胡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张光年的住所，向他详细描述了与陈景润的交流经历。张光年听后回应道：“太好了，就聚焦陈景润吧！不要犹豫。……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何不可被纳入文学领域？！请转告徐迟同志，我对这位人物充满信心，相信他能创作出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。明年一月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将刊登此文。就这么决定。”
徐迟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采访工作中。他陆续拜访了众多知名的数学家，包括陈景润的恩师、同窗以及同事。对陈景润的评价各异，有人赞誉有加，有人持有异议，甚至有人对他不屑一顾。徐迟悉心聆听，无论何种意见，他都一一记录在案。
“切莫执意描写陈景润。我国科学院、数学所，杰出科学家比比皆是，何须独钟陈景润一人？此举恐招致是非。不如转而记录我们研究所的杨乐、张广厚两位亦不失为佳选。”
徐迟意外地发现，陈景润正身处于一个充斥着激烈与尖锐矛盾的漩涡之中。那些对他心生排斥、百般刁难的人，那些总试图将他置于不败之地的人，他们的动机并非源于个人恩怨。因为这个心地善良、走路时都小心翼翼生怕踩死蚂蚁的人，未曾得罪过任何人，也无人敢轻易招惹。他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，某些人借机利用、牺牲的对象。当然，也不乏那些胸无点墨却热衷于恶意诽谤之人。
传闻华罗庚先生在告别数学所之际，曾痛心疾首地宣称：“今后，我绝不再踏入数学所的门槛。”此言出于他对自己的学生们所遭受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，彼时，他的众多门生无一幸免于遭受磨难。
徐迟洞察了陈景润那近乎神经质的细腻敏感，领悟了他为何所言多系严谨的报章文字。
为了探求数论这一深邃的学科奥秘，徐迟倾力阅读了众多著作，更不辞艰辛地反复研读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。尽管这些论文艰涩难懂，但他最终还是对其中一二有了初步的理解。
虽然我对数学知之甚少，然而，数学家们却能深入理解其中的奥秘。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位数学巨匠，徐迟特地探访了陈景润常去的图书馆，造访了他的办公室，与他一同在食堂排队购餐，还实地参观了“WG”期间陈景润遭受毒打滚落的那段楼梯，以及他曾在绝望中跃下自杀的那扇幽深的窗户。此外，他还特地邀请了对陈景润了解至深的李尚杰，在深夜时分，前往他的住处，共同探讨“小陈的故事”。
夜幕低垂，徐迟总会为李尚杰精心泡制一杯香茗，静候他的到来。待老李踏入屋内，二人便围坐在茶几两侧，品茗畅谈。李尚杰述说着陈景润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，分享他为人处世的点点滴滴，亦谈论那些围绕他身边的是非曲直。
数个夜晚，他们间的对话未曾间断。某日，徐迟心生一念，提议前往陈景润的居所一探究竟，周明闻言亦表示愿同行。不料，李尚杰陷入了两难，他解释道，陈景润素来不喜外人涉足其私人空间，每逢有人踏入，他便会迅速将门反锁，通常情形下，门扉紧闭，难以撬开。
面对徐迟与周明的执意前行，李尚杰回应道：“我自是曾一探究竟，但你们若想效仿，恐怕需另辟蹊径，不妨施展些‘阴谋诡计’。”
三人并肩抵达88号楼。李尚杰率先至小屋门前，轻敲了几下门扉，室内并无应答。再次敲击后，才传来陈景润的询问：“是谁？”
“是我，李尚杰。”
“李书记，稍等，开门来。”
经过数分钟的寂静，小屋的门缓缓敞开了一道细缝，只见李书记独自一人。陈景润轻轻推开那扇门，李尚杰随之步入室内。
徐迟与周明伫立在门外逾十分钟，最终轻敲了小屋之门。陈景润尚未从愣神中回过神来，李尚杰便敏捷地移步至门前，将门缓缓推开。见来人是徐迟与周明，陈景润不假思索地企图合拢门扇，但徐迟与周明却已迅捷地挤身而入。
陈景润略显尴尬地开口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这狭小的空间，哪里能容得下坐人呢？他们环视四周，仅有的斗室里，仅摆放着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两张抽屉的桌子和一把椅子。墙角堆放着一袋麻袋，袋中装满了他的算题废纸和换洗的污衣。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那小块空地外，其余地方都被书籍和杂志塞得满满当当。他平日里并不常使用这张桌子，看书、演算时，仍旧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掀起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趴在床上进行。
数日之后，徐迟携带着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初稿，与周明一同拜访了李尚杰的居所。彼时，李尚杰因感冒而发烧，正卧床休养。徐迟亲切地说：“您就安心休息，不必起身。我将稿件朗读给您，烦请您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。”
徐迟激情满怀，高声朗读了这篇报告文学。当他读到触动心灵之处，眼中不禁涌动着闪烁的泪光。
李尚杰并未提出任何其他修订建议，唯一的要求是文章中不得提及他的名字。据此，所有提及“李尚杰”的部分均被替换为“李书记”。在报告文学中，“李书记”这一称呼变得颇具深意。
在1978年1月的《人民文学》期刊上，徐迟的杰出长篇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与读者见面。紧接着，2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与《光明日报》不约而同地对该作品进行了转载。随后，《工人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众多媒体，以及全国各省市报纸和电台纷纷跟进，竞相进行转载与广播。
陈景润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，骤然在中国天际绽放。历经十年动荡的中国人民，其心灵遭受了深深的触动，难以置信，这样一个体弱的书生，竟奇迹般地避开了接连不断的严酷考验。他又是如何承受住漫长旅途中的孤寂与孤独呢？
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文在杂志和报纸上的刊登，使得相关出版物一时之间声名鹊起，价格飙升。人们争相传阅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事迹，其中不乏有人认真细致地将全文誊写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收藏。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，成为了新闻焦点，“哥德巴赫猜想”这一既生疏又拗口的数学难题，也变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。
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“陈景润热潮”，陈景润的名字成为了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的象征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激励着人们踏上新的长征之路。科学家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最热门的职业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口号再次回响在人们的耳畔。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科学研究的征途。
在那个时代，陈景润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，其广泛深远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术领域。他不仅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，更深刻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2月17日，恰逢《人民日报》与《光明日报》共同刊登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之际，陈景润正身处天津。此次，他应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盛邀，前来发表讲座，而与他同行的，还有李尚杰先生。
完成报告后，他们计划中午返回北京。途经一家邮局，却见里面人潮涌动，众多市民正纷纷抢购当日的报纸。好奇之下，他们试图挤入人群中一探究竟，这才了解到众人竞相争睹的是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陈景润连忙从人群中退却，边走边连声感叹：“如此情景，实在不妥，实在不妥……”
这股日益强劲的“陈景润旋风”不仅在中国境内掀起热潮，更是跨越重洋，在西半球激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英国路透社一篇评论文章指出，一位中国数学家已被尊奉为民族英雄。媒体对陈景润的报道，足以让西方的电影巨星与政治人物心生羡慕。对他的生平叙述，不仅揭示了中国人心中的人情与温情，更展现了中国科学在文化大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革。
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，每日均有数百封乃至近千封，标注着“陈景润同志亲收”的字样，送至陈景润的面前。
有人向《中国青年报》及《中国青年》杂志提出质疑：陈景润是否堪称“又红又专”的典范？宣传陈景润是否会引导青年人专注于业务而忽视政治，导致偏离正确方向？
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了一篇题为《为了四化，必须追求又红又专——以陈景润为例》的评论员文章。文中强调，陈景润为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，勇往直前，不畏艰难险阻，坚持不懈地攻克科学难题，这正是“红”的体现。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亦发起了关于“是否应在青年人中倡导学习陈景润”的广泛讨论。
1979年3月，经过漫长筹备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。在这春意融融的日子里，陈景润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代表昂首阔步，步入人民大会堂。陈景润与他的恩师华罗庚先生并肩，一同登上会议的主席台。
邓小平首次鲜明地提出了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论断。陈景润热泪盈眶，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这一讲话。邓小平接着说道：“一个人，若他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并自愿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，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，那么，可以说他已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。从政治标准来看，他们不应被视作白色，而应当被认定为红色。”
“邓副主席，感谢您，真的非常感谢……”
在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书中，他曾如此评价命运多舛的陈景润：
陈景润，一个传奇般的存在，他的故事众说纷纭，褒贬不一。或被善意误解，或遭无知嘲讽，更有恶意诽谤与热情支持交织，将他塑造成一个扭曲、变形、被摧毁或无限放大的形象。理解一个人本已不易，而要深入理解这位数学大师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他性格特殊，早熟敏感，神经质强烈，思想高度集中。外在的肉体折磨与精神的迫害，让他试图逃离现实的束缚。他在纯数学的世界里找到了庇护，但终究无法完全隐藏自己的身影。
1978年秋季，一封源自四川乡村的信件，未注明任何收信人地址，仅以“陈井运同志收”字样寄出，却奇迹般地沿着蜿蜒的邮路精准无误地抵达了陈景润的面前。此事充分反映了陈景润在当时社会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在我国掀起了“陈景润热潮”。这股热潮将陈景润从仅有6平方米的陋室中推至公众视野，使他不得不无奈地承担起诸多角色的扮演。
纷纷邀请他进行讲座的单位络绎不绝。他的足迹遍及山东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，乃至贵州。
一位青年手提一袋重达十余斤的数学手稿，远道而来寻找陈景润，声称自己已证明“1+1”的恒等式。陈景润只得抽出数日时光仔细审阅其稿件，终发现那不过是青年满腔的热情使然。
会议频繁，接待人员络绎不绝。人民代表肩负重任，诸多诉求亟待转达，即便是住房问题或夫妻分居，也希望能得到您的关注与反映。面对记者的来访，能避则避。此外，还需接待来自外国的贵宾。
陈景润的崛起，宛如在荒漠之中偶遇一片绿洲，在干涸龟裂的土壤中发现一股清泉，人们在他的身上重拾了久违的理想之光。他们仿佛在黑暗中觅得一支燃烧的火把，陈景润点燃了他们内心深处多年积存的科学热情与渴望。因此，在经历了十年动荡的岁月后，他们赋予了陈景润过多的社会期待。然而，对于这位始终沉醉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而言，这一切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。
“如此待遇，实属不宜，过于奢侈。”于是，他将软卧车票退还，选择了硬卧车厢，颠簸了两日一夜方抵达福州。下车后，他向前来迎接的老同学请求：“能否借我一块手表？”
老同学倍感困惑，眼前的事实却清晰可见——陈景润的腕间分明佩戴着一款欧米茄手表。
陈景润解释道：“此表乃我出国之际所购，佩戴如此名贵之物，实有不妥。”言罢，他缓缓将手表取下，收入口袋之中。
在全国科学盛会的召开之际，陈景润昔日恩师、首位向其及同学们阐释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沈元先生，特意从香山住所赶至市中心的友谊宾馆，探望他当年的学子。沈先生因阅读徐迟所著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而勾起对三明那段过往的回忆，模糊中依稀浮现出那位体弱多病的学生形象。彼时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，关切地对他说：“你身体状况不佳，务必留意保重。”
陈景润感慨道：“沈老师，衷心感谢您的关心。我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。在华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我关怀备至，这份深情常常让我热泪盈眶。五届人大会议刚刚闭幕，紧接着便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，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我决心再加把劲，全力以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，继续在科学领域攀登高峰。”
在场记者们耳闻沈元对学生如是说道：“哎，你啊——”正直者入政界！”
陈景润曾致力于远离政治纷扰，立志成为一名纯粹的数学研究者。他坚韧不拔地捍卫着内心的净土，拒绝让世俗之风侵蚀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他却难以自主地置身事外。
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景润深知，肩负重任的他们必须为民众发声，如实向政府传达民众的困苦与心声。他时常将人大代表证揣于衣袋之中，不时前往中关村地区进行走访，将民众所反映的问题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本子上。回溯至80年代初，中关村地区道路狭窄拥堵，生活配套设施亦相对滞后，居民们面临着行走不便、乘车困难、就医难题、换煤气之苦、买菜买肉之难，以及洗澡理发之繁琐。
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之际，陈景润郑重地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由众多代表联名签署的提案，恳请相关部门迅速应对中关村所面临的“六难”问题。
参与那些不得不承担的社会活动、出席那些非去不可的讲学、完成那些不可避免的报告，这些均占用了他宝贵的时光。因此，陈景润不得不将研究工作推迟至深夜进行，他不得不将睡眠时间一再压缩，以期弥补因忙碌而错过的宝贵光阴。
尽管他被迫承担着他人强加的种种角色，心中却焦急万分，“1+1”的课题研究停滞不前，迈向终点的关键一步，道路显得模糊不清。他试图从外围寻找突破口，而最大的障碍正是“函数零点分布问题”，这是一块难以啃的“硬骨头”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，进行大量演算。然而，由于频繁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，他的研究不得不时常中断，这成为了陈景润最为痛苦的经历。
陈景润将点点滴滴的时间挤了出来，以此投入到这一切的工作中。
尽管陈景润每日睡眠不过三、四小时，然而他能够全神贯注投入工作的时光仍旧显得颇为有限。对于记者的采访，陈景润常感困扰，面对话筒及千篇一律的提问，他往往显得颇为无奈。
1978年岁末，陈景润因健康问题再度入住解放军309医院。他心想，此次入院或许能求得一份宁静。然而，踏入医院的大门，却未能如愿享有片刻的安宁。既有真心关怀他而来的探访者，也有特地追至医院进行采访或是寻求数学指导的人；更有那些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后，怀着对这位“科学奇才”的仰慕，慕名前来一睹风采的。
陈景润原本计划趁治病之机，继续推进那屡遭中断的研究工作，然而愿望终未能成真。他的思绪时常被病房中突如其来的访客所打断。在忍无可忍之际，他向医生和护士直言不讳：“今后，任何未经卫生部长的批准，不得随意探望我。若需探视，务必出示卫生部的批条。你们只需告知这是卫生部的既定规定即可。”
“其诞生之初，未曾拥有玫瑰花，然其成就斐然。今时今日，吾辈应警醒矣，须知当那娇艳的玫瑰绽放笑颜之时。”
数年后，徐迟在受访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记者时，曾言：
陈景润与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文的关系，既有正面影响，亦存诸多负面影响。文章的广泛传播，使得他迅速成为公众人物。对于陈景润这类人物而言，成名往往伴随着痛苦，甚至干扰了其学术研究。倘若他未曾享有盛名，或许能够拥有更多宁静的空间，以更充裕的时间投身研究。然而，成名之后，他不得不参与众多社会活动，诸如担任人大代表、学校校外辅导员等，这些无疑占据了大量时间。对于陈景润而言，成名无疑是一种煎熬，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。我想，若无成名之累，他的研究或许会更加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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